【媒體報道】中國發展簡報：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精神病康復者的社區服務
2006-05-06 18:42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精神病康復者的社區服務
來源：2005年12月刊 No.27 作者：徐輝
【前言：“人性”社會的精神健康-在香港，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口已經過百萬。根據香港心理衛生會的資料，“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零二/零三年度）：“群策群力，同創新紀元”公布的預測數字，香港患上各種不同程度精神病的人數超過120萬，類別包括：功能性精神病（精神分裂及類精神分裂、情感性精神病）、器質性精神病、神經官能病，及兒童青少年精神病。
雖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心理疾病”已經向人類襲擊，但是，一個有發展潛力的社會，一個和諧的社會，一個人性的社會，除了追求經濟的增長，物質的豐富，在“心理疾病”面前不是無所作為，而是知道如何去緩解和輸導人們精神和心理壓力，如何去治療和照顧已經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群，讓人們都能夠幸福地生活著。
那麽，在香港這麽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面對數字如此龐大的患者，這些是如何為他們提供服務的？又采取了什麽措施預防和避免精神方面的疾病呢？11月初，筆者去了香港，走訪了香港幾家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服務的社會服務機構。
在香港，精神病患者除了接受醫院的治療，更主要的是接受為出院後的精神病康復者提供服務的“精神病康復者社區服務機構”的康復服務，在這些機構裏，出院後的精神病人會接受進一步的康復訓練。除了康復服務，這些機構另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為普通大眾提供精神健康教育服務，讓大眾正確地疏導自己的心理壓力和正確的認識精神病及精神病患者。香港的這種服務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所提供的服務非常規範和專業。當然，香港這種精神病康復者社區服務的發展離不開政府資金方面的大力支持，像比如中途宿舍、庇護工廠等硬件設施，都是由政府投資建立。
在中國大陸，對精神病患者的治療向來以醫院治療為主。但是，隨著香港和中國大陸交往的密切，香港的服務模式逐漸為中國大陸所學習。在90年代，《中國殘疾人事業“八五”計劃綱要》提出了社會化、綜合性、開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復模式。
在香港嘉道理慈善基金會的資助下，1997年，香港的“利民會”和廣州市殘疾人聯合會合辦了“利康家屬資源中心”，運用社工的手法和理念，為精神病康復者和其家屬提供服務。
筆者了解到，雖然中國大陸近年來在精神病康復服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這種康復服務還是以政府為主導在運作，民間機構的力量並沒有充分的利用起來。當筆者在問到香港的一所康復機構的負責人，有沒有與中國大陸做精神病康復服務的民間NGO交流的時候，她反問我們，“大陸有提供這種服務的民間NGO嗎？”
鑒於香港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服務的社會服務機構，大都依賴政府資金支持的現狀，可能在近期內，中國大陸民間的精神病康復者的服務機構的出現會很渺茫。納新處長認為，在我國大陸目前的國情下，我們更應該學習的是香港的理念，這比學習香港的硬件設施更重要。
只要理念的火種已經播下，行動就會有力量。 】
筆者在香港和廣州逗留一周有余，總體感觸前文已有概述，現不贅言。本文將詳細介紹香港精神病康復者社區服務的機構及香港和中國大陸交流的產物——“利康家屬資源中心”的情況。
女孩阿茵
“新生農社”是位於香港地鐵站大堂的一家店鋪。店鋪的招牌“新生農社”四個字散發著淡淡的淺綠色的燈光，在地鐵站白熾燈光的映襯下，醒目而又溫馨。
穿著桔黃色工作服、戴著黑色圍裙的兩個女店員看到我們進來，很熱情地招呼我們。可能因為是晚上，光顧這裏的客人只有我和同事及帶我們來這裏參觀的“新生精神康復會”的工作人員。“農社”裏最搶眼的是用保鮮膜包裝好的綠油油的蔬菜：這是“新生”農場自己生產的有機蔬菜，其他的商品是一些糕點、幹果等健康食品之類。同事選好了想要的東西，一個紮著馬尾的女店員非常麻利地收錢、找零，將東西包好遞給同事。直到我們離開時，在給這個店鋪及兩個店員拍照，才發現店員臉上稍異於常人的木然，但如果不仔細看，是不會註意到的。她們，是“新生”的精神病康復者。
阿茵就在“新生農社”上班，她也是“新生”的精神病康復者。
阿茵以前和所有年輕的女孩子一樣，最喜歡那個叫 hello kitty 的卡通小貓咪，最喜歡玩過山車、跳樓機等刺激性的遊戲。但是阿茵很內向，雖然不害怕玩刺激性的遊戲，但卻害怕和別人溝通和開玩笑。她把所有的心事都藏在心底，把開心、不開心的心情和想說的話，通通地寫在日記裏。雖然不喜歡講話，但阿茵還是過著簡單開心的生活。
轉變發生在父母離婚後。父母的離婚給一直嬌生慣養的阿茵帶來了很大的沖擊，而這個時候，阿茵也開始第一次踏入社會找工作。情感和周圍環境的變化讓內向的阿茵措手不及，日記也承擔不了變化帶來的精神壓力。壓力下的阿茵開始煩躁和恐懼，甚至走在大街上，擁擠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也經常會覺得有人在跟蹤和盯著自己。阿茵害怕地加速了步伐，想甩掉後面的眼睛，但那聲音又仿佛在和自己說話，好像是魔鬼在對她說，你去死吧。
媽媽帶她去看醫生後，被診斷為患了精神分裂癥。醫生說，精神分裂癥的病癥有很多種，主要形式是，幻覺，妄想和思想失調。精神分裂癥的主要成因是遺傳基因的問題，受到後天壓力被引發出來，必須要接受治療。阿茵主要的治療環節是按醫生的指示服藥。
服藥後的阿茵停止了胡思亂想，也再沒有幻聽，幻覺。但是藥物的副作用開始讓她變得肥腫。阿茵害怕自己會一直肥腫下去，又覺得自己的病已經無大礙，便扔掉了所有的藥，而母親也認為她服藥後已經完全康復。本來因服藥需要在家休息的阿茵繼續去找工作，沒多久，便找到了一份工作。
工作後的阿茵又陷入了巨大的壓力中，為了不被解雇，阿茵非常努力的工作，即使遇到困難，也強迫自己去做好。慢慢的，她的情緒又開始變差，時而哭，時而笑，幾天不睡覺，人也日漸消瘦。但她只以為是因為自己的情緒低落，忘記了自己會得病。至到她不知什麽原因的整整哭了一天後，母親帶她去看醫生，才知道，自己又病了，而且這次比第一次嚴重得多。醫生告訴她和母親，精神分裂癥是復發性病癥，假如無故停藥，五成病人在第二年會復發，每次復發，治療難度都會提升，康復過程更慢，甚至無法痊愈。自己停藥，是不明智的行為。這次阿茵在醫院住了兩三個月。
母親這個時候給了阿茵最大的支持。母親堅信阿茵始終會恢復健康，而這，只是時間的問題。為了幫助阿茵找回自信，母親想盡各種辦法幫她減肥。同時，母親相信，只要心情好，病情會更容易好轉。因此，只要有時間，她就陪阿茵四處去逛街，帶她去看喜歡的東西，盡量讓阿茵開心。後來，阿茵來到了“新生農社”，在這裏，接受回歸社會前的訓練。
精神病康復機構——“新生”
“新生農社”是“新生精神康復會”——為精神病人提供社區康復服務的機構，職業康復服務中的輔助就業服務部分，以成立社會企業或模擬企業的方式，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多元化及社區融合工作的訓練機會，讓他們在“企業”從事有薪酬的訓練中，建立自尊、自信及自立的能力，從而能夠完全地融入社會。“新生農社”設置在地鐵大堂，人來人往的乘客，為宣傳和推廣“新生”的工作提供了便利的環境。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病康復者”可以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接受培訓，他們付出的努力在受到顧客欣賞和認同的同時，也加強了自己的信心和動力，更有助於他們早日的融入社會。每天，阿茵不再把自己困在角落裏，終日睡覺，而是像正常人一樣，有自己固定的工作，準時上下班。通過每天和不同顧客面對面的交流，阿茵感覺好像已經重新投入了社會。
“新生精神康復會”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做精神病人社區康復服務的機構。它於1959年，由一群痊愈後離開醫院的精神病人創辦。“新生”原名為新生互助會，1965年改組後，改名為“新生精神康復會”。
除了輔助就業服務，“新生”提供的職業健康服務還包括庇護工廠服務。現在“新生”有五間工業式工廠，一間農業式工廠。同輔助就業類似，庇護工廠也主要是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工作技能、社交溝通、適應力訓練，讓精神病康復者學習如何在適當的壓力下工作，最終目的是讓他們能加入輔助就業或公開就業。另外，“新生”還提供包括住宿服務、訓練及活動中心在內的社會康復服務；賽馬會精神康復學院、精神健康教育等，讓出院後的精神病康復者及弱智人群能夠獲得免費或費用低廉的臨時住處，並通過進行職業訓練、庇護工作、消遣活動等，直接或間接的幫助他們康復。
“新生”致力於為精神病患人士爭取平等的機會和全面參與的權利，並使他們最終獲得社會的認同和公眾的接納。在“新生”，所有的精神病康復者都被稱呼為“服務使用者”——在“新生”的理念中，所有離開醫院後接受“新生”提供服務的精神病康復者，都享有與香港市民同等的權利，他們不是“病人”，只不過是在使用“新生”提供的服務而已。“新生”於1968年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獲準註冊為有限公司，後來成為世界心理衛生聯盟的聯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會員。1970年，“新生”加入香港公益金成為其會員。
社區服務眾多，為“康復者”服務
為什麽阿茵康復出院後還要來到“新生”？阿茵又是怎樣來到的“新生”？
據香港心理衛生會介紹，精神病屬於長期病患，治療過程較長，但大部分病患只需在精神科門診部接受治療，不需要住院。只有當患者病情嚴重或會對自己或他人做出傷害時才需要住院。長期的隔離只會讓精神病患者更脫離現實，增加依賴性和自卑感，會增加病情痊愈的難度。“如果病人的精神很不好，病人應該進醫院，這對病人也是個保障，但如果病情穩定，他們不需要留在醫院裏。”香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名譽臨床醫學助理教授王明爍說。
阿茵的病情穩定出院後，還需要有很長的時間進行康復治療，才能真正的再次融入社會。“新生”針對康復階段精神病人——精神病康復者的需要提供上述的各種康復服務。據“新生”的行政總裁，溫麗友介紹，每天“新生”的服務使用者差不多有5000人。服務使用者中的大部分所患的精神疾病為精神分裂癥，“新生”2004－2005年度服務使用者疾患診斷報告顯示，精神分裂癥占所有服務使用者的74％。
並不是每一個出院後的精神病康復者都可以像阿茵一樣使用“新生”的服務。精神病康復者需要由精神科醫生及社會工作者提出申請後，由香港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進行轉介。接到申請後，“新生”會安排申請人進行評估，及試住，如果能夠在試住期間適應住宿生活，便會被接納入住。入住宿舍後，再根據其能力來進行各項康復訓練。“新生”的住宿服務會幫助舍友建立一個穩定的生活模式，提供支持的環境，協助他們的個人成長，減低因長期住院而形成制度化的生活形態，並建立獨立能力，最終協助康復者重返社會獨立生活。一般根據恢復的情況，精神病康復者會在中途宿舍住2－3年，然後回家。如果不回家，可以向政府申請公共住房1 。
“香港心理衛生會”、“利民會”也都是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社區服務的機構，但是各有特色。香港心理衛生會是一個以推廣心理衛生為主的非營利機構。致力於促進社會人士對心理健康的認識及關註，並為精神病康復者和弱智人士提供不同形式的康復服務。與“新生”的專門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服務相比，“衛生會”的服務顯得比較多元，除了精神病康復者，還要為弱智者提供服務。它成立於1952年，由一群熱心人士組成“心理衛生研習小組”，通過教育研究活動，推動個人及社會心理衛生在香港的發展。與“新生”一樣，在1965年成為世界心理衛生聯盟的會員，後來又成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香港公益金的會員機構。
“利民會”1984年在香港成立，是國際利民會的會員機構，國際利民的總部設在英國，是一個世界性的網絡，由分布在世界各地，以推動精神健康、社區照顧等目標的非營利機構組成。
而另一家精神病康復者的服務機構——“卓越之友”的康復模式又顯得與眾不同。
會所模式2新穎，治療效果顯著
阿彬也是位精神病康復者，她患了“產後抑郁癥”。阿彬是中國東北人，和老公結婚後，跟隨老公到了香港。後來，孩子健康的出生了，阿彬卻陷入了“憂傷的海洋”。孩子那麽小，我怎麽才能把她帶大？怎樣才會讓他健康的長大……所有的問題都堵在胸口，卻又不知如何傾訴。日益消沈的阿彬覺得自己很沒用，她不去找任何朋友，對所有的事情也都漠不關心，甚至女兒哇哇的大哭要喝奶，她都躺在床上不想動。反反復復想的是，還不如死了算了。後來，阿彬不停地去醫院檢查，不停地吃藥，但抑郁癥還是反反復復地發作。
我們是在“卓越之友”會所認識的阿彬。“卓越”的邱鳳賢主管讓她負責給我們講解“卓越”的工作。大約30歲左右的她，將頭發麻利地攏在腦後，顯得很幹練。她的身材很好，長得也很漂亮。她微笑的帶著我和同事，參觀“卓越”的每一個地方，言語流利地給我們講解“卓越”的情況。我好奇地問，你是“卓越”的工作人員嗎？她笑著說，不是，我是這裏的會員。是精神病康復者。看到我們的驚訝，她接著說，來到這裏康復一段時間後，我就能講很多的話。以前是一句也不想講。
“卓越之友”是在1998年的時候，由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瑪麗醫院創立。與其他康復服務機構不同的地方是，精神病康復者都要以會員的身份加入會所，而不再被標誌為“精神病患者”。即使會員整天坐在沙發裏，不參與任何活動，會所也會歡迎，會員可以自由往返會所，不受約束，並且永遠享有會籍。
會員與職員也直接以其名，稱呼對方，會員與職員之間是夥伴的關系，而不再是單向式的接受精神康復服務。會員可以自由的選擇哪些工作，或在哪裏工作，並與職員一起參與會所的管理，執行會所內的工作。“無論什麽樣的人來參觀，都是讓會員來做介紹，這樣，會員會覺得自己很重要。不顧你是從國外來的什麽樣的大人物，都是從自己的視野將機構介紹給別人。”邱鳳賢說：“精神病人病後，一般和家人、朋友的關系都不好，在這裏通過有機會接觸不同的人，可以重新建立和別人交往的信心。”
邱鳳賢是“卓越”的創始人。她在英國和美國學習的時候，發現了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服務的“會所”模式。職業治療師的她看到這個模式，覺得如果能把這個模式帶到香港，肯定比原來的治療效果要好得多。老板和病人也都覺得可以嘗試。結果，一試就試了7個年頭。“原來我就是個高高在上的職員，當時的概念是我要安排精神康復者去做什麽，要去訓練他們什麽，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家像同事般的去合作。我們去外國培訓，總有一個會員在我們的團隊之中。如果我們到國外參加會議，都有會員參加。”邱鳳賢說。
“卓越”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服務是“過渡就業”。一般人很難將“精神病”和 Morgan Stanley（摩根士丹利）等跨國大公司聯系起來，但通過“卓越”的橋梁，“卓越”的會員可以到一些國際化的大公司裏工作，在真實的環境中，得到真正的訓練。與“卓越”合作的公司提供給“卓越”的會員一份只工作半天的工作，“卓越”則選擇最合適的員工去做。在會員工作的前幾天，職員會和會員一起去，至到公司的老板及職員認為會員能夠獨立工作後，再離開，但仍然和會員保持聯系。一般工作的時間是6－9個月。這個時間段結束後，“卓越”再派另一個會員過去。如果參加過“過渡就業”的會員認為自己足夠的信心，就可以去社會找工作；如果會員仍然希望繼續做半職的工作，“卓越”會幫助尋找去另外一家公司。在這些公司裏面，會員的薪水同公司其他員工的標準是一樣的。
目前，有8間比較大的公司和“卓越”有比較好的合作關系。“通常大公司在香港賺取了很多的利潤，他們希望去幫助弱勢群體，以回報社會，當然，也有很多不想合作的公司。”邱鳳賢說，如果公司只是想要請一些拿薪水比較少的人，那這就不是要合作的公司，如果在薪水方面都在貶低“卓越”的會員，那也肯定不會對會員好。除了“過渡就業”的服務，“卓越”還提供了“輔助就業”。輔助就業有全職的職位，也有半職的職位，區別是，“輔助就業”可以讓會員一直做下去。“卓越”還需要不斷去發展新的合作公司，因為有的合作公司已經不能夠再提供半職的職位。現在“卓越”共有120名活躍的會員，平均每天就有42名會員出席。成功的返回工作崗位的會員約占活躍會員的70％。
目前，全球有超過370家類似的會所，分布在29個國家，當中只有150個得到國際會所發展中心的評核及認可，“卓越”在2001獲得國際會所發展中心頒發證書，成為香港及中國首家唯一一間獲得國際認可的康復會所。
我們從“卓越”出來的時候，阿彬送我們到了坐巴士的地方。她說，因為現在身體恢復的不錯，準備獨立的去找份工作。
公眾教育普及，擁有健康心理
如果阿茵在情緒變動較大的時候，能夠及時地舒緩情緒；如果阿彬在生小孩前知道一些“產後抑郁癥”的知識，也許她們會永遠的離開精神疾病，享受著正常人應有的生活：阿茵會繼續在日記裏訴說著小秘密，阿彬也會幸福的享受著初為人母的快樂。
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心理健康知識，香港心理衛生會於2000年，特別成立了“教育中心”，來統籌“衛生會”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和推廣工作。服務對象不僅包括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從事精神康復服務的工作人員和業界的專業人士，還包括普通的市民大眾。為了接觸到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中心”以多元化的方式提供服務和推廣心理健康教育。
“擡雙手，深呼吸，生活節奏唔好急（不要急）；向上望，向下望，放開眼界人開朗；左轉轉，右轉轉，轉轉腦袋掉憂愁……”這是“衛生會”自創的“十招”精神健康操。精神健身操的口訣，再配上十個示範動作，被印刷在了“衛生會”的紙袋，扇子等日常用品上，心煩的時候，念念口訣，伸展一下腰肢，轉轉腦袋，感覺煩惱真的像被甩掉了。除了這些“見微知著”的精神健康操，“中心”還通過各種途徑來推廣心理健康知識。
在“衛生會”的宣傳小冊子上，寫著24小時心理健康咨詢熱線電話號碼。只要撥通，就會播放錄音。錄音的內容有，促進心理健康的方法和有用的資源，壓力測試、城中名人分享保持心理健康的信息，還介紹精神病的種類、癥狀和治療方法，精神病醫療服務及康復服務，與精神病康復者相處的技巧等。市民也可以到“衛生會”的網頁，去搜索相關精神健康方面的內容。僅去年一年，中心就接到了近兩萬次的來電。同時，為了鼓勵精神受到困擾的市民及早面對和處理有關問題，“中心”還安排專業社工，提供電話輔導，疏緩他們的情緒，建議合適的社區資源，在有需要的時候，會為他們轉介合適的服務。除了電話輔導，中心還有臨床心理學家和專業社工，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市民，提供收費的面談輔導服務，以更直接和深入的方式幫助他們處理問題和困擾。
為了更有效地接觸市民，“中心”會定期為公眾和不同的團體舉辦講座等各種推廣宣傳活動。“衛生會”認為，對心理衛生的關註，應該從小做起。為了能使青少年及早認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中心”會主動邀請不同的中小學生，參與有關處理壓力，情緒管理的講座。
同時，“中心”定期招募和培訓義工，市民通過課堂學習和參與中心服務，親自接觸到了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這不僅增加了市民的知識和對精神病人的接納，通過親身體驗，市民將來也能夠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從而進一步推廣心理健康的信息。
“中心”還為其他從事精神康復和心理教育的專業人士提供培訓和支援，定期出版會刊和資料豐富的書籍、小冊子，舉辦專業的講座研討會和訓練課程等。另外，“中心”設立了提供外借服務的資源中心，無論專業人士或市民大眾都可以方便地找到有關心理健康、壓力管理和認識精神病的資料。
“在香港，對精神病人的歧視也非常大，所以公眾的教育非常重要。”“新生”的行政總裁溫麗友說。而如何讓公眾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不再歧視，“新生”也有自己的策略。
“‘新生’開的餐廳裏，很多是精神病康復者，到餐廳吃飯的人，也就會發現他們和普通人其實沒有什麽不同。”溫麗友說：“餐廳也是公眾教育。”按照她的說法，不僅是餐廳，只要是精神病康復者所從事的清潔、汽車美容等服務性行業，公眾接受他們服務的過程，也就是接受教育的過程，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另外，“新生”十分註重媒體的宣傳，通過媒體的力量，來告訴公眾真相。阿茵的經歷已經被香港電臺制作成短片，通過電臺，阿茵向大眾敘述著自己的康復之路。同時“新生”也會出版針對公眾的教育資料，及舉辦公眾教育活動。
“身教重於言行”。在與“卓越”合作後，Morgan Stanley 人力資源部副總裁 Michael 對精神病康復者有了新的認識。Michael 認為，在公司工作的“卓越”會員的工作態度非常好，完全找不出在正常工作方面和其他人有任何的區別。當然，作為一家成功的公司，他認為與“卓越”合作是一個非常好的回報社會的機會。
政府大力支持，服務機構繁榮
在香港，像阿茵和阿彬這樣的精神病康復者在離開醫院後，可以住進 “中途宿舍”、可以在“庇護工廠”裏進行一系列的康復訓練；而公眾，不僅能夠從精神病康復者提供的服務中，正確的認識精神病，還能夠在“衛生會”等類似機構進行的公眾教育活動中學習到心理健康知識。“新生”等機構能在精神病的社會服務領域發揮如此大的作用，離不開香港政府的支持。
香港政府對社會服務機構的發展采取支持和鼓勵的政策。每年香港政府都有支持其發展的財政預算。香港社會福利署2004－2005年度的預算資金為66億元，約占其年度總開支的20％。很多社會服務機構都是向香港社會福利署申請資金來開展項目，並維持自身的運轉。對於提供公益性、專業化的社會服務機構，香港政府多是采用政府招標和政府購買的方式購買服務。
“新生”和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的合作已有35年之久，在“新生”2004－2005年度機構收入來源的報告中顯示，香港社會福利署的資助占總收入來源的83.3％。“如果我們做的好，和政府（社會福利署）每五年簽一次（資助合同），對方對我們提出比如服務多少人，要達到什麽服務目標的要求，如果我們做不到，就不能再簽協議”。溫麗友說。
“利民會”的機構宣傳材料顯示，“利民會”所提供的中途宿舍服務、續顧服務（幫助離開中途宿舍的精神病康復者能夠在社區內獨立的生活）、新翠實業社（為精神病康復者及弱能人士提供工作技能訓練和就業機會的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利民進業服務（輔助就業服務）等服務全都由政府資助。
“香港心理衛生會”則定義自己為“一間政府資助之社會服務機構”。總主任（教育）黃鎮漢介紹資金來源時說，“衛生會”提供精神教育的服務中，申請的慈善團體的資金占的比例較高；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的服務中，則以政府的資助為主。
“卓越”因為是由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及瑪麗醫院創立，“平常花的費用，都是醫院管理局給我們。”邱鳳賢說。
除了政府的支持，香港本地慈善機構的作用也不能忽視。我和同事在香港采訪期間，住在“香港心理衛生會”辦公樓樓頂一間只有30平方米左右，卻擺放4張床的平房裏。但我們腳下的那座“香港心理衛生會賽馬會”大樓，占地二千二百平方米。大樓分高低兩座，低座樓高兩層，高座樓高八層。整座大樓的建築及裝修費用是由政府獎券基金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撥款籌建。香港賽馬會是香港最大的公共慈善機構。僅2003年一年，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就向社會捐款達10億1千多萬元港幣。
兩地交流頻繁，“廣州利康”出現
住在“香港心理衛生會賽馬會”大樓樓頂時，還有另外兩個女孩和我們同住。她們是廣州中山大學醫院的護士，來香港主要是實地參觀“卓越”為精神病康復者服務的情況。“香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與北京大學合作開展了護士培訓課程。到香港實地參觀服務情況，是培訓課程的第二個部分。” 香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王明爍教授說，除了與北京大學，香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合作，與上海、廣州、重慶、長沙的大學都有合作，合辦針對全國醫生和護士的培訓班。
王明爍教授認為，在為精神病患治療方面，大陸的醫療水平不錯，但在精神科的社區服務方面，起步卻比較晚。“我們現在希望和國內多聯系，希望用我們的經驗幫助大陸建立比較有規模的精神科的社區”。他說：“我們希望幫助在醫院精神科工作的從業人員知道，治療精神病不一定要在醫院，病人可以在社區。”王明爍教授現在還是 瑪麗醫院社區精神科服務組的成員，這個小組平常會做三個方面的工作：去精神病康復服務社區的中途宿舍、庇護工廠等檢查這些精神病康復者的情況；去訪問需要到醫院復查，卻又沒有復查的精神病人；去家訪家人認為有問題的精神病人。這些服務都是免費的。
2005年9月13日到16日，“卓越”與國際會所發展中心合作，舉辦了第一個針對華語社區的“精神康復會所模式”啟導課程，指導學員在社區內開設會所的方法，將會所的模式向本地、國內及海外的公眾推廣。現在，“卓越”一直在與嘉道理（Kadoorie）慈善基金會3溝通，試圖幫助國內申請資助資金，幫助國內發展會所模式。
“新生”從90年代開始，與中國及各級殘聯有密切的聯系。據溫麗友介紹，殘聯也想要開展精神病康復者的社區服務，“新生”會安排他們來香港參觀。到香港參觀的除了殘聯，還有醫院和衛生部的相關人員。而溫麗友本人，也曾經去過北京、上海、蘇州、廣州等地做實地的指導。溫麗友認為，中國在精神病康復者的社區服務方面變化很快：“尤其是廣州市（殘聯），來香港參觀過我們的精神病康復者的農場後，從今年開始也在做。”
“利民會”則已經將幫助中國發展精神病的社區服務，列入機構的服務範圍。現在，“利民會”與廣州民政精神病院合辦修建“廣州民政精神病院康復大樓”，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新的社區康復服務。在嘉道理慈善基金會的資助下，1997年，“利民會”與廣州市殘聯成立了“利康家屬資源中心”，為廣州市內的精神病康復者及其家屬提供意見、協助、咨詢及支援性的服務。
和同事到達“利康”的時候，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們在工作人員的主持下，正在座談，討論熱烈。我和坐在旁邊的一個家長悄悄地聊起來。由於語言不通（家長說廣州話），家長把想表達的意見用筆寫了下來。他“告訴”我，精神病患者的康復是無止境的，要想康復者進步，家長一定要先做好最起碼的工作：觀察他的表現，遵醫囑服藥。要讓康復者保持穩定，穩定後才能自理、自立。家長還要不斷的學習，學習才會有後勁。
家長“知識的豐富”讓我吃驚。而這也正是“利康”成立的目的：在幫助精神病康復者的同時，發揮家屬的潛能。“利康”的工作人員王坤認為，香港的中途宿舍固然很好，但卻不利於家屬和精神病康復者之間的溝通，也會讓家長過分的依賴政府。而利康則充分的調動了家屬的能動性和積極性。同時，對於家長來說，家裏有了精神病人，似乎也帶來了“一生”的災難：親戚朋友敬而遠之，‘病人’也可能一生都處在康復狀態，這種巨大的壓力無法形容。“利康”的存在為家屬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溝通交流的平臺，在這裏，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互相傾訴，也更能夠相互鼓勵。
“利康”的服務包括，通過小組活動和個人輔導，為家長和康復者提供精神病的知識，增強個人適應生活環境及解決個人問題的能力；為康復者提供規律化和全面性的康復及工作訓練；舉辦教育性及知識性的講座，為家屬舉辦有關精神病的醫護及康復知識，社區資源與社會福利政策的講座；還為其提供圖書資料、提供娛樂設施、組織社交活動，也會在社區舉辦活動，加強公眾對精神健康的關註等。
溫麗友所提到的廣州殘聯辦的農場，就是“康寧農場”。現在與“利康” 合作，共同開展了“展翅高飛”計劃。王坤介紹，由於藥物的副作用，精神病患者吃藥後嗜睡，手腳沒有力氣，會整日在家睡覺。而“康寧農場”則是幫助克服藥物副作用，以農業訓練的形式幫助康復。
“利康”的存在，對國家精神病政策的變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利康”的負責人徐池說，到這裏來的家長逐漸的認識到，精神病人的問題，不僅是個人的問題，也是整個群體和社會的問題，他們對精神病康復的九五4計劃，提出了積極的修改意見。“家長們也慢慢的理解了中國的情況，明白很多事情要一步步地來。他們不再抱怨，也不再說‘香港是最好的了’”徐池說。
中國精神病康復者社區服務的挑戰
“利康”的成效顯而易見，但是，徐池認為，如果將“利康”模式在全國推廣，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她認為，“利康”模式完全要靠社工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去運作，而社工隊伍在整個社會還沒有形成。“廣州也沒有形成完善的社工隊伍，社工並不是上幾天培訓班就可以培訓出來。”徐池說。而“利康”目前運作之所以成功，與“利民會”的培訓，嘉道理慈善基金會的支持有很大的關系。
除了“利康”模式，中國在精神病康復者的社區服務方面可以有多大的作為？
溫麗友認為，在中國政府並不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決定精神病康復者社區服務模式能否在大陸推廣的關鍵，在於醫生、護士、官員想法的改變：要 從監管的思想轉變為公開、服務的思想。“現在國內主要的模式還是‘監管’。”溫麗友說。
中國殘聯康復部納新處長從2001年就去香港參觀過精神病康復者社區服務的情況，香港服務方面的規範性，以及服務人員的敬業，給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認為，香港為精神病康復者的服務，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和方向，也有很多可以借鑒的經驗，但如果照搬香港的發展模式有一定的問題和難度，但並不是所有的地方做不到香港的程度，“比如上海，條件不一定比香港差。關鍵要學習的是香港先進的服務理念，這可能比學習香港的硬件更重要”納新說。■
註釋：
1.據“卓越”介紹，“會所模式”的精神病康復服務起源於美國紐約的“活泉之家”（Fountain House），為有精神病史的人士提供一個可重新正常生活的環境，讓他們重新熟悉工作及社交生活。“活泉之家”的獨特之處是鼓勵會員與工作人員肩並肩合作處理會所內的一切事務。
2.公共住房由政府出資修建、符合條件的申請者花很少的租金便可入住。
3. 嘉道理慈善基金會是為了延續嘉道理勛爵及賀理士嘉道理爵士而創立，兩人均已在90年代初辭世。嘉道理勛爵的兒子米高嘉道理和女兒麗坦嘉道理麥高利繼承了先父的遺誌，與母親嘉道理勛爵夫人共同成為此基金會的信托人。嘉道理慈善基金會以改善貧困狀況，提供醫療保健、教育、社區發展及環保等項目為宗旨。其不給予個人資助，但會直接撥款協助弱勢社群以實現他們的可持續發展。基金會以亞洲的東部及東南地區為重點資助區域，並著重發展管理完善，反映社群需要卻缺乏援助的慈善項目。
4.“八五”（1991－1995）：1992年，衛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國殘聯頒發，關於探索建立社會化，開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復工作體系的《中國殘疾人事業“八五”計劃綱要》，選擇三十個市、三十個縣進行精神病綜合防治康復試點。 “九五”（1996－2000）衛生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共同在覆蓋2億人口的243個市、縣，開展社會化、綜合性、開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復工作。 “十五”（2001－2005）衛生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國殘聯在覆蓋４億人口的500個市、縣，對240萬重性精神病患者開展社會化、綜合性、開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復工作。